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突发公共卫生科普案例，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在以前类似应急科普事件中反复出现过的问题，此次更加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结合尚在进行中的案例发展过程，积极认真地反思我国的科普工作，对建立相应的应急科普机制极为必要。

　　问题与分析

　　首先，建议笼统，与公众实际操作有距离。以出不出门为例，网上呼吁所有人不要出门，电视上的建议稍缓和些：“少出门，尽量不到人群密集的地方”——可这仍难以操作，人们该如何“少”呢？

　　有人觉得半天不出门就算是“少”了，有人可能觉得两周待家里也还不够“少”，大家只能各自判断。

　　类似的还有戴不戴口罩、戴不戴手套的建议，对公众来说都显得比较粗略，比如在空旷的大街、公园等非密闭空间要不要戴口罩？非疫区是否出门都要戴口罩？

　　在戴手套的问题上，有专家表示“一般不需要戴手套”，这个“一般”没有关注到公众日常生活行为的复杂性，如购物、锻炼、骑车、坐车等，很难让公众真正放心。

　　其次，信息混乱，缺乏及时澄清和有效表达。

　　笔者曾收到一则据说是武汉前线医护人员发回的消息：“不要穿带毛领或绒线的衣服外套，容易吸附病毒。”

　　但很快又有人说新冠病毒更喜欢光滑表面，不喜欢毛衣一类的环境。

　　加之专家表示病毒可在玻璃及门把手等表面存活一段时间，大家一时不知该穿什么衣服合适。

　　像这类针锋相对的观点，有可能存在虚假、错误的信息。如果不及时回应澄清，很可能会出现以讹传讹、让人无所适从的后果。

　　再次，阐释粗略，让进程中的科学引发争论。病毒可以单独存活多长时间？

　　在本次疫情发生之初，根据既定的科普知识，即病毒只是一个基因片段，必须依靠宿主而生活，一旦离开宿主，在体外只需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死了。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专家指出：“飞沫可以沉降在物体表面，或者通过粘有病毒的手污染我们接触到的物体表面……如果温度、湿度合适有可能存活数天……有研究发现过去的冠状病毒有可能存活达到5天。”

　　病毒可能自己单独存活5天！这显然刷新了很多人的认识。而科学研究的进行时态以及阶段性、争议性的结论已是科普面临的新常态了。

　　思路与建议

　　结合上述问题，笔者主要围绕科普的定位以及科普作为一个大众传播过程的4个基本环节——传播主体（以科学家为主）、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对象，提出一些应急科普机制建设的思路和建议。　　

　　第一，科普要关注科学与公众的新关系。

　　我国科普的传统定位把科普看作是“教育的补充与延续”，容易把科普当作类似学校教育的问题来处理，如把公众看作应当不断学习科学知识的“学生”，科普的内容也多是如同学校教科书般概念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较少考虑日益分化多元的公众的不同实际需求和认知特点。

　　现在科学技术与公众的关系已发生了一些根本性改变，公众对科技日益关注，不断加强防范警惕和共同参与的意识。

　　这种新的关系无疑对科普提出了新要求，需要在科学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合作的关系。

　　第二，科学家与公众应说上话。

　　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不少科学家潜意识里仍不够重视科普。

　　美国2004年《科学与工程指标》针对科学家的调查显示：只有20%的科学家与媒体有过联系，多达42%的科学家“没有参加过任何与公众有关的科学活动”，问及原因，其中76%的科学家回答说“没有时间”，28%的科学家压根儿“没想过”要做科普。

　　从这次疫情中专家在接受和回答媒体提问时就可以看出一些科学家在沟通和表达方面的问题。

　　实际上，科普工作对科学家来说，也越来越具有挑战性了。

　　2006年，英国皇家学会在对2000多位科学家和工程师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现象：如果就科学研究前沿知识本身进行科普，75%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能够胜任与公众进行沟通对话；但如果自己的科研工作涉及伦理、宗教、法律等社会议题时，只有不到50%的科学家认为自己还能够与公众进行有效的交流。

　　而当涉及诸如社会文化、伦理、风险、宗教、环境影响等方面的议题时，公众往往有着自己不同的感受和见解，科普工作的重心也越来越要求科学家从传统单向的科学知识普及转向科学家与公众双方在有效沟通基础上的相互理解、共识、信任，以及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和接纳。

　　第三，媒介要让科学与公众互动起来。

　　从专家电视采访以及国家卫健委、湖北省的多次新闻发布会上可以看出，许多专家和相关官员回应了一些公众与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形式明显过于单一，主要是你问我答，缺乏深入的互动交流，公众更是罕有直接提问以及与专家交流的机会。能否开放一些时间和问题给公众，直接让公众提问，或者每次发布会选择几个网上投票数最高的问题给予及时回应？同时各级政府可否建立24小时的网上咨询、答疑服务，直接面对公众的各种问题和实际关切？

　　电视新闻每天都会更新通报国内外的相关疫情数据，这些数据对非疫区的普通公众来说虽然重要，但过于遥远。

　　国际上对公众关心的科技问题的长期调查表明，公众普遍对健康医疗和环境问题（被俗称为“身体的科学”和“身边的科学”）最感兴趣，笔者也同样非常关心所居住小区和工作单位的疫情情况，但却无从得知。

　　可否通过大数据分析，把每个城市/县、街道/乡镇，乃至每个社区/农村的疫情动态显示出来？这也是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的重要方向。

　　第四，科普内容要日常生活化。

　　今日科普的内容已经远远不是把最前沿的科研成果用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出来就大功告成了。

　　现代科技早就深入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

　　把科学传播普及到公众也越来越是一个复杂、系统的过程。比如以前确定无疑的科学知识，今天即使在科学界也常常莫衷一是。

　　显然，只是向公众提供科学知识已远远不够，科学知识背后的方法、过程、动机、争议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后果与影响都是当代科普不能回避的问题。

　　这提示我们，科普内容要有针对性，要与公众的日常生活需求联系起来，把冷冰冰的概念化、理论化的知识转变成情景化、以问题为导向的公众愿意和乐于接受的知识。

　　而且，相对于科技知识本身，今天的公众可能更关心科技成果给自己带来的影响、风险、后果等等，这些超出传统科普知识的内容尤其值得重点思考和关注。

　　第五，要细分公众。

　　在科普发展的早期阶段，当公众对科学家的权威提出质疑和表达不同观点时，常常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缺乏科学素养的表现，但随着科学与公众关系的发展变迁，科学界也渐渐意识到“苛刻的质问可能意味着全体公民更有见识，更具科学素养”。

　　当科学家与公众的观点不一致时，可能意味着科学家没有意识到公众的关注角度、思考方式、所处背景等是不一样的。而且，今天的公众更是个复数（publics），满足公众的科普需求是一个不断需要内容细化、人群细分的过程。

　　例如，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科普对象可以依照不同标准细分为确诊患者（又可分为重症与轻症）、疑似患者、隔离观察者、患者家属、疫区公众、非疫区公众；男、女、老、少；体弱者、身强者；上班者、居家者、外出者等等。不同的地点也可以细分为家里、电梯里、小区里、街道上、密闭公共场所、露天公共场所以及人多的地方、人少的地方等等。

　　而这些“不同”的公众对科普（预防新冠病毒）的需求也是不同的，甚至是越来越个性化的。

　　综上所述，应急科普机制建设的背后，实际上是对科普重新而深刻的认识，在对科普进行定位时要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科普服务意识；科学家要真诚平等地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科普媒介要以公众需求为导向，用多元化的手段、方式让科学与公众对上话；科普内容建设的重点不是要求公众掌握无穷无尽的科学知识，而是能够结合公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建立起高效的反馈响应机制，公众可以随时找到所需的知识及咨询的渠道；最后，应急科普机制要能够充分调动起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使公众的切身利益得到及时有效的回应和保障，在互动参与的过程中促进科学与公众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就科普而言，应急科普机制的建立要从基本理念入手、从具体实践做起，实际上，这也是为了以后不必再“急”。